第一眼见到沈清（化名），是在他打工的五金厂门口。夜里九点半，位于深圳郊区的工厂周围黑黢黢一片，除了不知道在打瞌睡还是玩手机的保安大叔，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，只有零星三五个人结伴走出厂房。

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会儿，就在我守着厂房门口等待得有些心焦的时候，背后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一个走路不走直线，时而往左时而往右的年轻男子正在向我招手，他就是沈清。

1995年出生的他还没有满24周岁，手上指节突出，这是长期在工厂工作留下的痕迹，身量不高，皮肤偏黑，挂着一脸憨憨的笑，有些羞涩，眉心发拧，看起来难以舒展，河南口音很重，需要支棱起耳朵才能听清他在说什么。

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沈清表现出的亲昵程度却像极了老友，一会儿在我肩膀上靠一下，一会儿拍拍我后背，不过并不让人讨厌。

与之前走出工厂大门的其他打工者不同的是，在见面之前他特地换下了卡其布的工作服，换上了自己的衣服。上身是短打的运动服，只不过宽大的上摆显得出他身形的单薄，下身是深色的牛仔裤，头发不长不短，头发帘也就将将盖住眉毛，脚上是一双发旧的运动鞋。

他穿自己的衣服的机会不多，平时的生活轨迹也都是从宿舍到食堂再到车间的三点一线，周而复始，毫无新意，仿佛就是这座巨大五金厂中一颗没有姓名的螺丝钉。

从“60后”到现在的“95后”乃至更年轻的“00后”，打工者的生活状态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，但与父辈们安心在工厂赚钱相比，沈清们的忍耐值很低，一言不合就离职是常态，本质上，他们希望逃离工厂，寻找一份更有自我价值感的工作，只不过往往难以如愿，只好就这样漂来漂去。

逃不开的工厂

夜深了，厂区附近充斥着恐怖片的气氛，修了一半的道路，低矮的违章建筑，四周荒凉，路上除了幽暗的路灯之外鲜有其他光源。从一家没有招牌的餐厅那里左转，道路尽头就是沈清打工的五金厂。

在得知我还没有吃晚饭之后，沈清便领着我来到了那家没有招牌的餐厅。餐厅像是一把打开的折扇，没有门窗，毫无遮掩地面向十字路口。

我们点上了两碗米粉，两个人你推我搡地抢着付账，最终，好客的沈清赢得了这场比赛。服务员们高声交谈，都是让人听不懂的潮汕口音，丝毫不顾及还有我们这一桌客人。

米粉由橘色的塑料碗盛着，有七八块肉漂在红油上，与七块钱的价格相比，店家的过于慷慨让人有些不安。在我还在犹豫是不是要动筷子的时候，沈清已经大口吞咽了起来，明明没有吃晚饭的那个人是我。不过五分钟，沈清面前的那碗米粉就只剩下了个汤底。

虽然厂区外荒凉得像公共墓地，但内部其实生活着几千号人。年前很多人已经提前回家，一到饭点，食堂里还是乌泱泱的一片。

尽管厂里的工人不少，但来这家五金厂两个多月了，沈清还没有交上一个朋友。

他一直是一个人，一个人在车间里做着清除金属碎屑的工作，，一个人吃饭，八人寝室里原来住满了人，临近过年便只剩下了两个人，除他之外，另一个人上夜班，基本上见不到面，他现在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，也就是通过口音判断对方是个东北人，其他一无所知。

很久没有和人聊天的他，在饭桌上的谈兴很高，还展示出了他的工牌，上面的照片有些松垮，“这是我用胶带粘的，一旦不在这里干了，把照片撕下来还可以接着用，要不然还得花钱”，这是他颇为得意的小技巧。

沈清是河南南阳人，17岁就出门打工，走上了更早之前他的哥哥和姐夫走过的路。他读书时成绩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，升上高中起码是没有问题的，但从一开始，他的未来似乎就被注定好了，早晚都要出来打工，何必拼命啃书本呢？村子里也几乎没有什么人上大学。

父亲托了朋友的关系，让他去内蒙学修卡车，当几年学徒，起码能学到一门手艺。但沈清不愿意，“天寒地冻的啊，那地方冬天零下几十度，在外面修车那不得冻死啊。”“这活儿别人能干，你怎么就干不了？”不管父亲怎么说服或责骂，他都不愿意。

出门打工这几年，沈清依旧不清楚自己想干什么，但不想干什么却很明确，他不想进工厂，但凡有别的出路都不想进。“我手上至少经手过20万台苹果手机”，沈清语气里有些自豪和得意，毕竟没准街面上随便一个人用的苹果手机就是他检测过的。

2017年4月，他进入郑州富士康，被分配到了手机主板检测的车间，一个晚上起码要检测六七千块主板。但郑州富士康的工资很低，每月的底薪只有1900元，再加上一天两个小时加班，就结果而言，他在那里工作了26天，扣掉一日三餐和150元住宿费，到手只有2700块。

除了工资低，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也让他很厌倦，整个富士康就像一个微型社会，生活所需的一切都能在厂区内解决，“刚开始还有想出去看看的欲望，后来就没有了。”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时间长了，对自身的存在甚至也会发生怀疑。他开始有些理解为什么会有工人想要自杀了。

比起在郑州富士康接近一个月的工作时长，他在北京的工作只持续了一周。

沈清当时在北京某三本学校做保安，工作内容枯燥无味。“像一个桩子那样在遮阳伞下一站一天，还不让玩儿手机”，年纪大的或许能熬得，他却有些受不了，更为关键的是在他心中形成的某种残酷对比。看着进进出出的同龄人，他的心里蛮不是滋味，“别人在上学，我却在看大门，要搁你，你也受不了。”

离开北京之前，他特地去中国传媒大学逛了一圈，“那学校是真大啊，感觉我待得那个就是个野鸡大学。”让他震惊的不仅仅是校园的面积，还有他发现在食堂楼下居然有乞丐在行乞，虽然只有一周时间，但作为保安的职业素养这时候显现了出来，“保安怎么把乞丐放进来了”，他觉得这里的保安不太行，像他之前工作的学校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从26天到一周，这还没有创造沈清工作最短时间的记录，记录是在苏州创造的。

他在苏州做起了房地产销售，入职第一天还没正式开工，就看到职场前辈一刻不停地在打电话，据说一天要打上千个，开场白统一就是，“我这里有个房子，你要不要？”这份工作乍一看很有钱景，苏州的房子最起码一套一两百万元，按百分之一的提成，只要卖掉一套，月薪就能过万。

“可哪里那么容易呢？”他看别人打了一天电话，口干舌燥的，然后一套也没卖出去，更不要说电话那边不时传来的侮辱和叫骂，泥人尚有三分火气，他受不了这个。

沈清观摩了一天后就离开了这家公司。

运气似乎从不站在沈清的一边，他没有赶上做房地产销售的好时候。2017年是近几年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最为密集的一年。是年，全国有超过数十个城市发布了各种房地产调控政策达百余次。

从限购、限贷、限价，到以北京3·17新政引发的新一轮“限售模式”，购房需求被政策层面全力打压。以此为分野，在2017年之前，都是购房者抢着到中介那里买房，那时的房地产销售过着“卖方市场”的滋润日子，如果沈清在那时入行，看到的会是全然不同的一番景象。

网络赌博、P2P网贷、“挂壁”

从厂区门口直行一公里多，也就是公交车站附近，才能看到点繁华以及萦绕在餐厅、网吧、KTV的市井烟火气。

有很多不愿住在宿舍里的打工者便在这边租房而居，或是夫妻，或是单身，千元以内的月租金尚在他们的承受范围之内，获得的回报就是琐碎却更具有实感和自由的日常。

这也是沈清曾经的生活，在“挂壁”之前。用他的话讲，这才叫生活，他现在不过是生存。

“挂壁”是打工者口中对落魄的自嘲式称呼。深圳“挂壁者”最集中的区域莫过于龙华人才市场附近的城中村三和，那里充斥着因各种原因主动或被动干一天活，然后就在网吧玩儿三天的“三和大神”，在一段时间内曾吸引大量海内外媒体的采访。

沈清虽然自嘲为“挂壁”，但他仍尽可能地将自己与“三和大神”做出区分，这似乎是他的一条心理底线。

沈清“挂壁”的原因，是赌博。

下工之后的生活很单调，可选择的娱乐种类并不多，他喜欢看唐家三少、耳根这些网络小说作者笔下的草根逆袭、扮猪吃老虎的故事，但多数小说只看前一部分，除了篇幅太长之外，“后面越来越假，没意思了。”

他打工之后也谈过一个女朋友，没有什么甜蜜的回忆，“不过是两个人搭伙”，他不愿意透露分手的原因，只是有些瞪着眼睛说，“女的没有好东西！”说完这句，他摆了摆手，示意刚才说的是气话。

在网吧打游戏是他大多数时候的选择，为了获取更好的装备，他拼命氪金（原为“课金”，指支付费用，特指在网络游戏中的充值行为），但凡手里有余钱就一定要充进去，几百、几千块他都不在乎。

在网上的盗版视频水印上常见的线上赌场，是他欠下两万多元外债的罪魁祸首，他不过抱着为游戏氪金的心态参与其中，赌徒心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，泥足深陷，赌注逐渐变成了几百上千，自己的积蓄用尽，输光之后便只好求助于P2P网贷平台。

根据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发布《2018年失信黑名单年度分析报告》显示，在半年多的时间里，据公安机关的不完全统计，2018年出现问题的P2P平台有1282家。

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，沈清借钱那家在这波爆雷潮中幸免于难。利滚利之下，他的还钱之路变得愈发艰难，“兄弟，碰什么都千万别碰赌啊”。

最终，催债者的电话打到了他身边几乎每一个亲戚那里，让他根本没有心情干活。

在深圳打工的哥哥帮他承担了一部分欠款，还帮他找到了深圳观澜的一家插排厂去上班。作为代价，沈清每个月工资的百分之八十要交给哥哥用于还债，只留一小部分日常花销。

那家工厂的工作是子件扣母件，轻松但挣得很少，不得已，一个多月后沈清自己找到了在五金厂的工作。

没赶上房地产销售的好日子也就算了，他还没赶上富士康大幅提高时薪的时候。

在2018年苹果新机发布之前，为了给大规模生产储备人力，深圳富士康一度开出了时薪30元的高价，较之平时提高了近一倍。但等到沈清闻讯赶来却已招满，接下来富士康便是长达三个月的零招聘，直到过年前半个月才重启。

为了能尽快把钱还上，一周仅一天的休息日，沈清也没有浪费掉。

离厂区十几公里外是一处快递打包点，一个小时17块钱，他从中午干到晚上十点，干了十三个小时，等到结算完工资，已经临近午夜，连末班公交都没有了，要是打车的话，一天辛苦到手的工资就得报销小一半，他舍不得。

十几公里的距离，已经腰酸背痛的他只好一步一步走了回来，打包快递包裹的地方与其说是深圳，不如说离东莞更近一点，一路上万家灯火大半熄灭，周遭连狗叫都听不到一声，“我一个男的我怕什么”。

等到他走到工厂，已是凌晨两点，敲了半天保卫室的门，保安才慢悠悠地开门，嘴上还不干不净的，但他没空计较，还有六个小时，他又该上工了。

当我事后询问在那两个小时的独行路上，他想了些什么的时候，得到的只有一片安静。或许他已经忘记当时的心理活动，或者不愿对外人言，又或许他什么都没想。

过年前三天被赶出宿舍

“哪有脸回家过年啊”，这是沈清不知道第多少次叹气，一次比一次粗重，就像他脸上的褶皱，随着叹息逐渐加深。他哥哥和姐夫很早就回家了，劝他一起，但他坚持留在深圳。

因为欠了一屁股的赌债，沈清觉得没有脸面回家过年，也不愿意听着别人明里暗里的挤兑，他也不打算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休息，毕竟早一天还完债务早一天解脱。

他打听之后了解到，自己所在的这家五金厂规定，春节不回家的工人可以在这期间继续住在宿舍，他原想着在春节假期在外面打些零工，挣些小钱。

他盘算着等到休息的时候去一趟龙华人才市场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过年期间的工作，尽管他对这些中介并不信任，“有的中介说包吃包住，结果等结算工资的时候却把这些都扣掉了，我吃过亏”，但他也没什么别的选择。这是原本的计划，在沈清脑子里盘旋了很久，就差付诸实施了。

但他没想到自己居然失业了，在我们见面的第二天。尽管他得到通知的时候还差三天就要过年，尽管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份工作。

“我们不要临时工了，只留正式工，你们年后再来吧。”工厂主任声量不高的一句话，车间里每一个工人都听到了。

愤怒、不甘，种种情绪都来不及发酵，作为没有任何保障的临时工，除了乖乖卷铺盖走人外没有第二个选项。沈清一时有些发懵，随即便意识到了自己的尴尬处境。

原本在工厂间不停流动，是作为打工者已有的心理准备，但这个时间点让他有些无所适从。

明明之前的消息都是要留下他们，毫无征兆，腊月二十七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才通知裁员。而且，附近招工的中介都已早早回家过年，为春节期间加班而特地进行的招聘也已结束。

于是乎，沈清突然发现，自己找不到工作了。

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，一切都按照年复一年的既定轨道运行着，回乡者心怀喜悦地踏上归途，留守者也做好安心加班的准备，似乎只有沈清自己，被单独甩了出来，站在两条轨道的缝隙，无所适从。

被五金厂辞退之后，深圳已经没有工作岗位留给他了，而且五金厂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，当他拖着行李走出工厂大门的时候，看着路上喜气洋洋准备回家的人群，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。

仓皇之下，沈清只好去临近的珠海碰碰运气，之后老乡帮他在当地一家华为手机的代工厂落了脚。

沈清漂流史

转眼便是大年三十，沈清在食堂点了个荤菜就算过年了，还有一碗牛肉面，比那个没有招牌的餐厅里的那碗还多了几块肉，那是他主动加的。这份工作远比五金厂要累，他也没什么心情看春晚，下工之后便早早睡下。

但珠海的时薪相对深圳廉价很多，年后他又回到深圳找机会，没想到工作没找到，自己先病倒了。在正月十六的通话中，沈清的声音嘶哑，感冒得有些严重。他拒绝吃药更别提去医院了，觉得那是小题大做，全靠一副年轻的身板挺着。

回深圳的最初两天，他在旅店睡到晚上八九点，醒来之后才出门吃这天第一顿也是唯一一顿饭。

一天30块的住宿费让他难以负担，找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，“拖不起啊”。第三天，他直接登上了进厂的大巴。然而，坏运气仍然围绕着他，得到的是一份从晚八点到第二天早八点的夜班工作，但他也没有其他选择了。

节前那晚，已经聊了两个多小时，沈清在我起身告辞后坚持要送送我，这一送就走到了一公里多外的公交车站。在车站，他微微低着头、收紧了身体，用近乎恳求的语调，要我多陪他一会儿，他太久没有和人这样聊天了，太寂寞了。我递给他一根烟，他没有接，“戒了，没闲钱抽烟了”。看着同龄的他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

在那家没有招牌的餐厅吃米粉的时候，沈清说他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把债还完。在此之前，还得多辛苦一段时间。